德国汉学家顾彬:儒学帮人回到原来的路去

德国汉学家顾彬:儒学帮人回到原来的路去

沃尔夫冈·顾彬

按:莫言曾在博客中发博文《顾彬堪比呼雷豹》,写道:“顾彬教授只要一发言,当代作家们,虽不至于屁滚尿流跌翻在地,但也是闻声觳觫,胆战心惊。顾彬教授对我的批评最多,我其实从他的批评中悟到了很多东西。” 沃尔夫冈·顾彬是当代国际研究中国文化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德国之声》记者艾柯曾说:“我们笑传他(顾彬)是早晨五点起来读《论语》的那种人。”顾彬对中国文化的感情,由此可见。顾彬认为,外国作家从“外”看中国文坛,或许看得更清楚。这与“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常说的“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暗合。

访谈嘉宾:沃尔夫冈·顾彬知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问:目前,以传播汉文化、普及汉语为己任的孔子学院已遍布全球各高校,对此,有人振臂欢呼,表示欢迎,而还有相当一批人则认为这是中国在搞“文化侵略”。请就此现象,发表您的高见?

顾彬: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到国外去传播它自己的文化。举办孔子学院,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们欢迎中国多在德国开设这么一个机构,中国老师在国外教中文,不应当被视为“文化侵略”。如果有国家说举办孔子学院属于中国在搞文化侵略的话,那么它应该首先考虑它自己,反观其自身有没有在搞文化帝国主义的活动。

问:今天的欧洲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有多大呢?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孔子及其儒学?

顾彬:欧洲的民众肯定听说过孔子和儒学的名字,不过他们不可能会有什么深刻的了解。但是,在今天的德国,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是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因此在德国有相当一批人,不单单听说过孔子,有的甚至还读过《论语》之类的文化书籍。在他们的眼中,孔子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可是好些人认为,老子的地位或许要更高一些。无论如何,谁在德国作关于孔子的报告,都会引起几百个人的兴趣。我在谈论孔孟之道时,每一次也都会吸引很多的人来听。听众大概希望通过儒学,了解到人究竟应该怎样才可以幸福地生活。

问:毫不否认,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也的确存在许多糟粕的东西,比如奴化思想、圆滑的处世观,等等。在今天,这些精神垃圾依旧广泛充斥于中国社会之中。您认为中国人该如何去做,才能彻底摆脱劣根性,从而在国际上树立更加好的形象?

顾彬: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过去外国人老是告诉中国人,他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对于外国人的说教,中国人早已经听腻了。结果我们外国人选择了沉默。然而我今天依然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便是中国人的纪律观念很差,他们缺少必要的自律性。比如购物不喜欢排队,闯红灯,在公共场合抽烟,等等。为了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一个国家强调公民的自律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中国大陆的人可以向香港人学习,学习香港人的自律。当然,这就需要基于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应当首先承认香港也有文化。

问:您的一些言论在中国文化界也曾多次掀起波澜,用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可谓“雷人”。比如,您曾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只是业余的,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据此,有人反驳道:“一个作家要解决的是本民族的问题,如果能传递给其他国家当然更好,如果传递不了,那也不是惟一的标准,李白懂外语吗?”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顾彬:其实,我谈的不是古典文学,而是现代或当代文学。最晚从歌德时代算起,德国作家往往同时也是翻译家,他们都会不少外语。德国最有名的作家,时至今日也还在搞翻译工作。那么这些作家为什么除了写作之外,同时还在翻译外国作家的书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第一,通过翻译,德国作家可以提高他们的德文水平;第二,用最好的德语介绍我们的外国同行,也是我们的一项任务。

问:根据您的切身感受,您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及历史,有何利与弊?

顾彬:外国汉学家阅读中国经典的速度是非常慢的,这是我们的“弊”。因为我们看得慢,所以我们看得非常仔细,这又是我们的“利”。在阅读的同时,分析中国的文本是我们外国人的工作方法。另外呢,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是从“外”来看中国的,这与从“内”来研究中国大不相同。这就令我们与中国文化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有距离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恰恰相反,这倒有利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它使我们可以不断地提出与众不同的问题。结果,我们的研究心得自然便跟中国的学者不一样。

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曾说:“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您赞同汤恩比的观点吗?为什么?

顾彬:儒学不一定能够完全拯救21世纪的世界,但是可以帮助人们回到原来的路去。原来的路,就是——谦虚的路,知道人有限制的路,发现钱买不到幸福的路,修养代替赚钱的路,为别人的路,牺牲自己的路,凡此等等。(访谈人:常强)来源:凤凰网综合 作者:沃尔夫冈·顾彬 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