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水金谈中西文化传统差异:最大不同是西方把人当动物

很高兴今天晚上能来“前湖之风”周末讲坛和大家进行交流,今天演讲的题目定的有点仓促,对这个题目我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讲不出什么深刻的东西。只不过在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有些感想和心得,拿来和各位同学一起讨论。说实话,“中西文化传统与人生观之差异性”这个题挺大,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在此我只是谈谈我的一些心得,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程水金谈中西文化传统差异:最大不同是西方把人当动物

南昌大学国学院院长程水金

一、中西文化传统差异形成的内质原因

 (一)哲学的两个根本问题

中西文化传统是一个很广的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从什么地方切入。我认为应该从哲学问题切入,那么哲学问题是什么呢?哲学不外乎两个问题——自然问题和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哲学追问的是:自然是什么?人是什么?

(二)中西文化传统差异形成的内质原因

这两个问题,就是哲学所谓的根本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是有本质区别和追问的先后次序的。对哪个问题先追问会使得所见到的景象不一样,也就是说,先追问“自然是什么”再追问“人是什么”,和先追问“人是什么”再追问“自然是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好像一座大厦,你从前门进或从后门进或从左边门进,所见到的景象和所得到的感受是不完全一样的。

那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就在对这两个问题追问的先后次序上。也就是说,对这两个问题,不论先追问谁都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如果先追问“自然是什么”然后追问“人是什么”,势必把人纳入自然的范围。反之,则把自然纳入人的范围。所以我认为这大概是两者不同的内质原因。

二、中西方对哲学两大根本问题的追问

(一)西方哲学家对世界本源的追问

首先,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家从泰勒斯开始就在追问“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他认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此后,古希腊其他哲学家们研究的目标和实质都是追问世界背后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追问自然哲学。世界由水、火、数甚至是原子构成的。这些学说,都是古希腊哲学家提出来的。

(二)中国思想家对“自然”的态度

然而,中国的思想家是不关注这些的,无论是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关心“世界是什么”和“世界由什么构成”。虽然我们也有五行学说,但并不是在追问世界的本质问题。

(三)两者差异的成因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语言、文字与西方的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例来说,在英文中一个动词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等。最典型的是动词“be”,这个“be”动词在中国就是“是”的意思,在汉语里就是发“是”这个音,也写这个字。在汉语中它不分时态,不分人称,也不分单复数,但在英文中就不一样。这个“be”动词,我初步的统计了一下,大概有八种形式,那么这八种形式中哪一个是它最根本的形式呢?我们对这个当然清楚,但古人是不知道的。

面对这种语言现象,人们时常会追问在众多的形式中哪一个是最根本的形式,由此就引发出本体论问题。本体论在英文中表示为“Ontology”,“ology”是词缀,“ont”指“在什么之上”,所谓的本体论就是在最根本之上。这也就是说动词“be”的八种形式,其中有七种是建立在最根本之上的。

语言现象可能导致西方的思想家思考世界问题,所以西方的思想传统从古希腊开始就在追问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于是就有世界是由水、火、数、原子等物质构成的看法。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关注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关注这些问题呢?因为在我们的语言文字里,没有这种不同的形式,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在中国,象形文字本身就是一个自然,一看就明白,不需要再去寻找本体。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关注自然万物背后有什么根本的东西,首先关注的是人而不是自然,而西方思想家首先关注自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同的传统。

 三、西方思想家对“人”的定义及其影响

(一)西方思想家对“人”的定义

既然西方思想家先从关注自然开始,再来关注人,那么势必就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看待,所以我们能看出来西方的思想家们对人所下的定义。苏格拉底给人下的定义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给人下的定义是:人是一个能利用工具的动物。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思想家给人下的定义仍然是:人是思考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这些给人下的定义都有一个中心词或关键词——动物,即人就是动物,是自然之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的动物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是从“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出发,来追问“人是什么”,所以西方思想家总是把人作为动物来看待。

(二)西方“人即动物”的思想所带来的影响

1、对西方科技发展的影响既然西方思想家首先关注自然,那么他们总要探究自然背后的奥秘;既然人是善于利用工具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会用工具来面对自然。在这种思路之下,自然而然地,西方思想家们就会对自然进行探究,所以西方的科学比较发达,这是他们这种思路产生的必然结果。西方的科学比中国的发达,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哲学追问的前提与中国不一样。西方的物质文明,特别是近三百年来有着很大的进步。为什么西方的物质文明会有这么大的进步呢?因为经过文艺复兴之后古希腊文明得到复兴,这使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对法治发展的影响

另外,西方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把人当成动物,动物最大的特点是“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这是恶,是自私,那么怎么样对待人的这种恶和自私?西方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学说,就是为了防范人的恶。例如,西方发展法制,规范人的这种恶,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对人设置的一种法规。

3、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生

正是因为西方把人当成动物,所以强调弱肉强食,强调人的恶,强调丛林法则。我们都知道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我们姑且不追究达尔文的进化论究竟有多大程度的科学性,这是生物学家、哲学家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现象,我们是非常清楚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产生不久马上就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于是有了所谓的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的区分。所以希特勒要杀犹太人,他认为犹太民族是劣等民族,只有他们日耳曼民族才是优等民族,要把劣等民族全部灭掉,实际上这就是社会达尔文哲学,体现着一种弱肉强食的动物原则。这就是西方追问“人是什么”,把人放到自然的框架下产生的后果。

四、中国思想家对“人”和“自然”的看法及其影响

(一)中国思想家对“人”的看法

中国的思想家首先追问“人是什么”,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认为人不是动物,这是与西方思想家把人等同于动物完全不同的思想路径。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孟子和告子最大的争论就是关于人性论。告子谈到人性时,他说人性是食、色,而孟子却不同意。告子的思想与西方的思想家的观点相近,认为人就是动物,都有食与色,因为每个动物都要觅食和交配繁衍后代,所有的动物都是如此。那么孟子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观点呢?因为孟子认为告子对人性的定义是把人等同于动物,一旦把人等同于动物,就非常危险。所以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是不同于动物的,故有善端。

孟子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明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不同于动物的,是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有一个孩子,不小心将要掉到井里去。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孩子将要掉进井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去救。那么为什么要去救这个孩子呢?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掉到井里去的哭声很难听,不是因为和这孩子的父母关系比较好,也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名声,而是因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可见,人与动物之间存在不同之处。“鹦鹉能言,不离禽兽”,意思是鹦鹉能说话,能模仿人,但它还是禽兽。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论辩,就表达出了孟子的性善论。

(二)中国思想家对“自然”的看法

中国首先搞清楚“人是什么”,然后再追问“自然是什么”,这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纳入了人的框架里面。把自然拟人化,最典型的就是《周易》。《周易》把人和自然进行一种类比,或者就是说一种异质同构,这样说是因为自然有天地,人有男女。所以《周易》里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与自然就是一种类比关系,甚至自然的秩序中也有人的伦理。同学们都知道“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周易》里的八卦系统把它比做一个家庭,天地乾坤就是父母,震巽、坎离、艮兑都是子女,就是一个家庭的关系,这里把自然进行一种拟人化,而不去追究自然背后究竟有什么法则。自然的秩序里有人伦的秩序,那么由此发展下来,当然就有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乃至后来宋代理学家程朱所讨论的“理”与“气”、“心”与“物”的关系。他们强调“心”外无“物”。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看待世界,看待自然。

(三)中国思想家对“人”和“自然”的看法所带来的影响

1、对中国科技的影响

中国哲学家并没有去追问“自然是什么”,不去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当然就不可能去探究自然的奥秘。既然天与人是合一的,所以就用不着去改造自然,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中国的科学自然就不会很发达。而且尤其是因为中国的思想家认为那些与人的现实生存没有直接关系的科学发明和创造都是奇巧淫器,只会把人导向恶,只会刺激人的欲望,所以必须杜绝。在这个问题上道家的老庄和儒家的孔孟是如出一辙,只有墨子是个例外。但是墨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昙花一现,尤其是他的科学精神,只在先秦偶然地出现过,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它不符合中国人文的大体。传承后世的,反而是他的官人之法,后来发展为关于人物品鉴的名学思想。

2、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影响

另外,因为中国的哲学家追问“人是什么”,非常强调人不同于动物,所以中国的法制没有得到发展。相反,中国强调人的道德自律,无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始终是强调人的德化。我们知道,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即用政治去引导他们,用刑罚去规范他们,这样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他们只是不触犯法律,不遭到刑杀,不会被砍头,不会被砍脚,但是他们没有道德上的耻辱感。反过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效果就不一样,这里强调的是德,强调的是礼。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礼也有法的作用,或者说,它有一定的法的意义,因为礼是一种外在的规范,但这种礼始终只是存在于熟人社会。以上是中西文化最大的不同。

五、从中医与西医看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

中国的思想家追问“人是什么”?他们也注意到人性的弱点和欲望,所以中国的思想家极早就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老子明确地说:“罪莫大于可欲”。最大的罪恶就是人类的欲望,而且“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这都是人类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所以人类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不能令其过分膨胀。

除此之外,中国的思想家也强调人与环境的协调,而不是强调改造自然,他们特别强调“天人合一”,中医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最光辉的典范。中医与西医的对比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西医

众所周知,西医是建立在解剖的基础上,究其原因是在于西方的思想家最初追问的是“自然”,所以他们把人当做自然的物质进行解剖,殊不知把人当做自然的物质进行解剖,其实是把人当做一种死的东西。可见西方的思想家、医学家所建立的思想基础、第一原则,在对待人体的基础上走入了误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解剖之后的人还是人吗?

(二)中医

中医就有所不同,它是把人作为一个活的体系、活的系统进行对待。我们提到的“五行”,在中医里得到了最大的应用。最早提出“五行”的人是邹衍。所谓“五行”,并不是去追问“自然是什么”。邹衍把“五行”说成是“五德”。后来“五行”被运用到中医上,变成相生相克的原理,即一种互相制约的动态的平衡。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医的理论前提比西医更符合人体的实质。

因为中国的思想家认为人就是人,他们对物质的看法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思想家在解释世界时,也把物质拟人化。他们认为,一年有12个月,就像人体骨骼有12节;地上有山河湖泊,人也同样有肌肉和血脉;地上有草木,人也有毛发;自然界有风雨阴晴,这和人的性情也是相通的。所以他们认为,在探究世界时,要先追问“人是什么”,再问“自然是什么”,因此要把自然纳入人的范畴内。

因此,我个人认为,西医是把人当“死人”来对待,而中医是把人当“活人”对待。西医是很难将疾病根治的,它长处在于三点:一是急救,二是防御,三是检测。当然中医也有“望”、“闻”、“问”、“切”,只是现在由于西医的冲击,中医已经处于没落的地位,没有真正医术精湛的中医了。这并不是因为中医出了问题,而是人的思路出了问题。

所以说,中西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道路。

六、“认识论”在中国的发展

(一)“认识论”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关于未来的文化走向,以及中西不同的传统的优劣问题,我认为:不分轩轾,各有所长,各有缺陷。中国的传统讲究不探究自然,把自然界的一切都纳入人的范畴内,因此忽略了对自然的认识。所以,中国历史上认识论的发展不及西方。因为认识论必须是以探究自然为第一要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自然进行预设,才有可能刺激知识体系。因此,人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这是西方哲学的要点,然而中国几乎是没有认识到的,即使有,也在漫长的文化长河里被湮没无闻。

(二)惠施与公孙龙

中国的思想家里,研究认识论的,最典型的是公孙龙和惠施。惠施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他对自然的探究可以说是独步乾坤,甚至有些西方的思想家也未必有他深刻。惠施曾经说过:“天地其壮乎!施也存雄而无术。”意思说,这个天地,这个自然,是多么伟大,多么壮观,可是我呢,存雄而无术。这个“存”是存在的存,但是意义却不是现在的“存在”的意义。这个“存”字,应解释为“察”。意思就是“我惠施啊,没有办法去考察伟大而壮丽的自然界”。我们知道,在自然科学里面,提出任何一个假设都是需要通过实验去验证的。而惠施正是苦于没有方法,所以他说:“天地其壮乎!施也存雄而无术。”

惠施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关注自然界的人。后来出现了徐霞客,但是他不可与惠施相比,因为他所做的探究只限于地理上的考察。像惠施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是屈指可数的。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同样有一些科学家在世界也占有一席之地,比如祖冲之,他对圆周率的计算为世界科学做出了贡献。但毕竟相对西方来说,这样的科学家还是太少。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关注自然界。因此,惠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自然哲学家,也可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自然哲学家。

公孙龙虽然继承了惠施的学说,但是仍然不能被称赞为自然哲学家,我们只能赞其为哲学家或者语言学家。在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只有这两个人才可以和西方这些科学家、哲学家相比较。如果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他们认为并不需要关注自然,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在语言运用之间,时时处处都存在着自然,所以没有必要再额外地特别地去关注另外一个自然,由此导致中国科学不发达。

(三)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思想争论

当然,“五四运动”以后也提倡革新精神。正是由于西方近三百年来科学长足的发展,而中国长期以来没有专注于科学的发展,所以中国在科技实力方面就处于被动状态。魏源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是从科技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们关注西方科学的成就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是如何落后的。

但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初期,即1920年到1923年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出现了一次大争论——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这次争论,实际上开创了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当时的张君劢是哲学家与人文思想学家,他提出了科学不能解释人生观的问题,这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对新儒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冯友兰、牟宗三等学者,其实都是从张君劢的思想当中受益的。经过大争论之后,科学与玄学的问题得到了重新解释。所谓玄学,就是形而上学。

中西文化的差异,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对这两大哲学问题追问的先后次序所导致的一系列结果。

七、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科技引发的灾难

现在看来,好像西方比我们先进,科学比较发达,物质文明有长足的进展,法规也比较健全。虽然科学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事实上它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曾几何时,居里夫妇发现了镭,为人类找到了巨大的能量,人类为之欢呼雀跃,但是核能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二战时期,美国在日本丢了两颗原子弹,其爆发力、威力非常大,给人类带来了非常悲惨的伤痛(在此不做过多说明)。最近,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再如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如今无论男女老少在享受手机带来便利的同时,对手机也产生了相当大的依赖性,几乎无时无处不携带手机。然而,手机会产生非常大的辐射,据说有些人因辐射而在耳朵旁边患上癌症,发病部分的形状正类似于手机的形状,这种现象非常可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是把双刃剑,它既造福于人类,同时也会带来负面效应。

(二)人类的觉醒

中西不同的传统文化各有优势与弊端。西方的物质文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没有料想到这些科学也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甚至有一些是无法挽回的。所以现代西方的科学家认为要解决世界的问题,需要回到中国的孔孟时代去寻找智慧,这是西方人的觉醒。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世界的某些理论已经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死胡同,如此继续发展下去,人类只有毁灭自己。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虽然西方人已经有了这种觉醒,但是中国人却在步西方之后尘。我国近三十年来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国家不断富强,但是这种强大、这种富强、这种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破坏资源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食品安全问题也是科学带给我们的灾难,是科学家带来的结果。没有排骨的排骨汤,没有鸡的鸡汁汤,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呢?事实上是科学家从实验室里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科学”就是绝对的好东西。我们要注意到它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甚至是无法挽回的灾难。西方人已经猛然醒悟,而中国现在仍然在步西方的后尘,这是极其可悲的。

(三)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人类既然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便只能往前发展。但是最后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罪魁祸首还是人类自己。《庄子·应帝王》中有一则寓言故事:“南海之地为倏,北海之地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这个寓言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启示。首先,它暗示我们,毁灭人类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的感官“七窍”,其用于满足人类的各种欲望,所以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对自然过分掠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将会遭到破坏。长此以往,人类将无法在一个环境被破坏、资源已枯竭的地球上生存。有些人可能会说未来的社会将更加发达,我们可以生活在别的星球上。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在哪个星球上生存,这样的生存方式终究会是一个恶性循环,直到人类破坏掉所有的星球。最终,人类将与宇宙同时灭亡。

八、新的人文精神的构想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世界要建构一套新的人文精神,这种新的人文精神既不能全部建立在“科学至上”的西方人文基础之上,也不能完全建构在忽略自然的中国人文基础之上,它必须是一种新的融合。我认为未来新的人文精神既要有西方精神,也要有东方精神,它必须是一种新的融合。西方弱肉强食的竞争意识刺激人奋发向上,刺激组织奋力前进,这固然是好的,但是过分的弱肉强食会造成一种“恶”。所以,我认为未来人文精神既不能完全以西方传统为基础,也不能完全以中国传统为基础,应该有新的融合。

我认为,“平等,向善,知止,乐天”这八个字可以把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熔铸在一起。

(一)平等

“平等”一词既可以把西方“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念纳入其中,同时又可以融入传统中国形成的关于“人”的观念。提及“平等”,人们常常会联想到基督教传统。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平等”的观念其实有很多。而且在论证“平等”思想时,虽然中西方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是至少两者都有这种观念。

儒家、道家、墨家都有“平等”思想,如儒家的“仁者爱人”,尤其是孔子提倡的“仁”。从说文解字来讲,“仁”即“从人二”。那么“从人二”又作何解释呢?东汉的大经学家郑玄对此的解释是“相人偶”。其中的“偶”即对偶,“相人偶”意指把对方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正因为“仁”是“相人偶”的意思,所以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追根到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平等”思想。

此外,墨家的“兼爱”也是一种“平等”思想。道家代表人物庄子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气化的过程,人人皆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家是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强调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有人曾开玩笑说:“我和毛泽东是一样的。”他解释说:“在母亲受孕时,受孕的总是跑得最快的精子,我和毛泽东都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话语虽是玩笑话,但是却印证了道家庄子的自然平等论。由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平等”的思想并不缺乏。

但是,后来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导致了某些传统思想观念的扭曲。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回答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平等思想,只不过这种平等强调的是角色规范。其中,“君君”是指君主要做表率,承担起君主的责任;“臣臣”是指臣子要承担臣子的责任。对此进行深究,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规范。这种角色规范在某种意义上暗含人格的平等。所以,“平等”二字,既可以容纳西方的传统文化,又可以容纳中国的传统文化。由“平等”我们可以联想到对抗,事实上现实社会中,对抗是存在的。有对抗就有契约,有契约就有和谐。我们强调的和谐社会,若不是建立在平等思想的基础之上,则会有一种缺陷,实际上是一种“被和谐”。所以我们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强调和谐,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否则就会与和谐相矛盾。

(二)向善

“向善”是人的一种修养,是人具有的内在的德性。其实中西思想传统中都有这一思想,对此,我们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中国的孔孟思想。

(三)知止

“知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得比较多,它的意思是要有一种止境。其实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也有这一思想,比如康德的“不可知论”。在探索物质的起源上,康德的“不可知论”其实在告知人们人能够认识什么,不能认识什么。换而言之,即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并不是万能的,并非人想做什么便能做什么。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桎梏之中。”该句话告诉人们,虽然我们有自由的前提,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我们会受到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与中国思想家所强调的“知止”和“知止而不殆”有相通之处。所以,在“知止”这一问题上,中西方之间是可以相互融合借鉴的。

(四)乐天

“乐天”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中源远流长。西方直至现代才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中国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乐天”的观念。所谓“乐天”,就是满足于当下。我曾经从网上看到一个很有启迪意义的小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富人到海边度假的所见所闻。富人看到海边的一个渔民打捞的鱼儿寥寥无几,自己却懒散悠闲地睡在船上。对此,富人觉得不可思议,于是问渔夫为何不多捕获一些鱼。渔夫回答说:“我为什么要多打捞一些鱼呢?”富人说:“可以运到市场上卖,赚回的钱可以用来购置渔具完善捕鱼设备。”渔夫回答说:“我为什么要完善捕鱼设备呢?”富人说:“完善了以后就可以捕更多的鱼,就可以卖更多的钱,卖更多的钱你就可以雇更多的人来帮你打渔。”渔夫又问:“那我为什么要雇更多的人帮我打渔呢?”富人答:“雇很多的人打渔你就会很富有,富有了你自己就可以不干了,而交给别人去干,自己出去度假。”渔夫说:“我现在就是这样。”

富人经过了无数的努力所达到的目标和渔人当前的享受是一样的,这个故事里面蕴含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发展以后会怎么样呢?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东西?人类会幸福吗?其实,人类的目标不是发展,不是向自然竭取,而是一种幸福和快乐。如果你既不幸福也不快乐,那为什么要去发展?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增加了我们熬夜的几率,如果没有电灯那我们就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同样也很快乐。所以我们要回头再想一下,人类走到今天,发展有必要吗?我们快乐吗?幸福吗?我觉得一点也不幸福,发展反而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所以我们强调要“乐天”。

所以,我认为未来我们的人生观就应该建立在这八个字的基础上,因为它可以融合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现场互动

提问一:程教授,您好!很荣幸来听您的讲座!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的导致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希腊是一个多山的沿海国家,自然环境比较恶劣,这导致了人们与自然的抗争。而中国当时大部分是平原地区,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这样中华民族很早就成为了一个农耕民族。平原比较容易形成国家,中国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国家形成之后统治者就要思考怎么去统治人民,因此《论语》里的很多对话都是有关如何治天下的,而古希腊由于多山沿海,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请问程教授您对这件事怎么看?谢谢!

程水金:你这个问题只是一个传统说法,实际上在人与自然的对抗的过程中任何民族任何地域都是一样的。另外在初级社会人所面对的自然性质上都是一样的。虽然古希腊人面对的是多山的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性气候环境,但是中国古代的先民同样也要面临自然,要与自然抗争。所以地理位置问题、气候问题不是最终导致中西文化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你可以从这方面做研究,可能是由于某种因素。但是我认为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人类在最初期支配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古希腊是海洋岛国所以他们有舟车,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舟车,只不过是各自使用的舟车有所不同而已。不同之处是因为他们是海洋岛国,我们所面对的是内陆国家,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内陆国家就没有舟车,既然有舟车那这就是古人对自然的一种抗争,所以我认为从地理环境和气候去找中西文化的差异那只是一种表象,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差异还是人的思想和观念不一样。至于为什么会产生思想和观念上的不一样很难做考证。

提问二:程教授,您好!您之前提到: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有恻隐之心,而动物只是本能反应。但不管是现在还是之前,动物救人的事件一直见诸于网络和媒体,对于这种情况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程水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不妨举几个动物救人的例子。我们经常会听到动物救人的故事。据说九江有一个地方,有一天几个民工买了一些狗肉,这些狗肉据说是来自一只被毒死的狗。那几个民工将狗肉炖熟正准备吃的时候,一只母狗带着几只小狗上去就撕咬那几个民工的裤腿。当时民工们很不理解,以为母狗想吃狗肉,于是就扔了一块狗肉给那只母狗,那只母狗不吃,而且它还护住狗肉不让小狗吃。眼看这些人正要吃的时候,母狗非常地无奈,含着眼泪,把这块狗肉吃掉,吃掉以后它就死了。

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十三陵水库里有一个民工,他常常在水库里钓鱼,每天能钓几条,吃不完的就养在水缸里。有一天有一只狐狸来偷吃他水缸里的鱼,掉到了水缸里,那人发现以后将狐狸从水缸里救出来,放它走。没有想到,那只狐狸又来了,它在人的旁边死命地抓、打。而那人以为是狐狸又饿了,要吃鱼,于是他又把鱼缸打开来扔一条鱼,结果等他出来了以后,唐山大地震爆发了。这确切说明有一些动物有感知能力,我觉得这不是恻隐之心,而是因为动物的感觉不一样。

众所周知,人的感觉认知是建立在感官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人的“感官”所能预知的现象,只是我们这个“人”的感官所能预知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能通过人的感官去认识客观世界,而不能感知其他动物所能感知到的某些现象。这也就是说人的感觉和动物的不一样。这就是我对于你的问题的回答。谢谢!

提问三:程教授,您好!我今天提的是很长时间以来困惑我的一个问题。我发现中国的科技和西方的科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中国的科技历来是重实用的,比如说浑天仪、地动仪,显然是以实用为目的的。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并且欧几里得曾说过:“学习几何不是为了赚钱。”他们没有任何的功利,也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他们纯粹是为了真理。那么,为什么西方为了真理而执着探索世界。而东方却为什么没有这种思想呢?另外,造成这种思想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程水金:关于你在问题中提到的“西方是为了真理而研究科学,中国是为了实用而研究科学”,我并不赞同。无论东方和西方,发展之路都是实用的。没有纯粹的为真理而真理,只不过我们对于科学史的了解太少。再加上受到后来的人文学者的影响,以为西方的科学就是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完全没有功利性。如果完全没有功利性,那么社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另外还要更正一点就是功利等于赚钱一说,赚钱固然是一种功利,但是功利并不完全等于赚钱。如果没有功利的驱动,一切问题就没有办法产生。科学最初是为了解决人的困惑和问题。例如,我们之所以发明工具是为了使用方便,节省劳力和时间。换句话说,工具就是人们发明出来对生产、生活有好处的东西。从本质上来看,任何一种发明创造归根结底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因而,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为科学而科学的说法。谢谢!

提问四: 程老师,您好!我觉得中西文化可以用感性和理性来区别,西方文化注重以理性的态度来解析客观世界,而东方文化则注重以感性来探索精神世界。在物质贫乏的古代,中国古人不努力追求物质世界,反而以心灵慰藉来填补物质上的不足。而这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更像是一种畸形的文化。对于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程水金:其实你这个问题在我的讲演过程中已经回答过了。中西文化传统各有利弊,各有优劣。所以我们才提出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个既适合中国传统,同时也能够容纳西方传统的这样一个新的文化体系。

因此,我们提倡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文化——既要能够容纳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只有将这两种文化相融合才能符合时代的发展,因而这位同学的观点我部分赞同。谢谢!

提问五:程老师,您好!当前教育界有种声音,提出要在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中植入国学的内容,如增加更多儒家的经典作品。对于这种观点,您赞同吗?若赞同,您认为孩子应该在什么时候诵读什么类型的经典作品呢?谢谢!

程水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现代教育的最大缺失正是由于舍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粹。我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正如鲁迅所说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作品的诵读是有必要的。

近年来,国学热不断上升,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四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和破坏,已经造成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隔膜,尤其是新生代。百家讲坛上于丹讲解《论语》广受欢迎,但是许多人竟然不知道中国有如此精彩的文化内涵。作为一位中国人,却不知道中国最古典的文化,这是很可耻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应该传承和弘扬本国或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才会造成本国文化的缺失。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国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必然选择。许多大科学家或大学者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创造力,原因就在于他们小时候诵读了经典文化作品,并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例如,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提到物理学与中国古代太极图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另外,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建构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注重宣扬道德的内容,小孩子从小诵读经典文化作品有利于他们人格的塑造及道德素养的培养。虽然小孩子由于年纪小、理解能力弱、阅历尚浅等原因,不能对传统文化有良好的认识理解,但也能把这些优秀作品背诵下来。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们就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感悟,这对于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有建构作用的。圣人的话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与人交际的过程中,是一种处事基本的准则。

因此,我赞同儿童诵读经典文化作品尤其是四书中的《论语》和《孟子》。这也是对待当前我国道德滑坡现状的应对之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全民道德。国学要想有所发展必须从中小学抓起。小学应该多读《三字经》,初中读《论语》,高中读《孟子》。总之,经典文化作品的诵读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越早越好。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谢谢!

(本文为程水金教授在南昌大学“前湖之风”周末讲坛所作的演讲,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