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一带一路”蕴含古人的天下秩序

秋风:“一带一路”蕴含古人的天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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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对于世界如何维护秩序,正处在迷茫之中;中国似乎于不经意间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制度建设,让“天下秩序”逐渐浮现。本文将对此略作分析。

陷入困境的世界秩序

基辛格最新出版的《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一书中指出,当下全球共有三种世界秩序构想在发挥作用:

第一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起源于欧洲,伴随着所谓现代化,传播到全球。看起来最为普遍,似乎构成所谓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国家享有主权,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依靠均势维持和平(《世界秩序》第一章)。

第二种,伊斯兰普世秩序构想。作为一神教,伊斯兰教自然有普世性质。伊朗革命成功后,也试图建立这样的普世秩序;基地组织、IS同样试图依据这一蓝图建立普世秩序(《世界秩序》,第三章、第四章)。

第三种,美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混合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其理想主义基于基督教普世秩序构想(《世界秩序》,第七章、第八章)。

略加分析即可发现,主宰人类之世界秩序观其实可归总为两类:

第一类,实力均衡秩序。用霍布斯的话说,这是“丛林秩序”,各政治体之间互为敌人,仅依靠暴力的平衡维持短暂的和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属于此,中国传统的法家也主张这种国际秩序观。

第二类,一神教普世秩序。用中国先贤之命题“和而不同”来分析,这种秩序管追求“同”,取消一切“不同”,所有人信奉一个神或者一套价值。它流行于中国以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普世秩序固然如此,当今所谓普世价值同样如此,是基督教普世秩序之世俗版本。

上述两种世界秩序观分处于两个极端:前者完全否定道德,只有“不同”,秩序的维护依赖普遍的暴力;后者以真理代替道德,秩序之维护依赖普遍的真理。

也因此,这两者均不足以长期稳定地维持世界秩序:普遍的暴力只能造成短暂的和平,而不可能维护长期稳定的秩序。另一方面,真理的普遍化过程必然引发战争,因而具有自我否定倾向,一神教普世秩序是不可普遍的。

可以说,中国以西的历史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未能建立起稳定的普遍秩序:

中世纪的欧洲,凭借罗马教会维护普遍的一神教信仰,勉强建立基督教普世秩序。一神教内在地有宗派化趋势,从而有新教之兴起,欧洲宗教政治化,而政治破碎化,出现所谓国民-民族国家,国家之间陷入漫长的宗教战争中,为摆脱困境,各主权国家乃放弃了基督教普世秩序,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过,在帝国主义背后,仍然可以看到一神教普世秩序的影子。

伊斯兰世界同样曾经建立普世秩序,并与基督教普世秩序对抗。被欧洲列强征服后,追求现代化过程,曾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主权国家,但遭遇挫折,乃由原教旨主义兴起。而这种原教旨主义具有普世主义倾向。

美国混合了两者,其对外政策在两者之间摇摆,从而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状。带着普遍真理的自信,冲撞既有秩序,必定引发暴力,面对不可收拾的暴力,选择退缩。因此,美国在黑白分明的对抗或战争中可以获胜,但其维护普世秩序的努力必定破坏秩序。

换言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一神教普世信念均不足以构建和维系世界秩序;两者混合,同样不能,因为两者是相冲突的。

今天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也无从维系普世秩序,原因在于其以真理同化世界之骄傲。

天下秩序之和而不同

令人惊讶的是,基辛格没有认真对待中国人在过去几千年来维护并持续扩展的天下秩序。但实际上,对于今日世界而言,天下秩序正是中道。

一方面,天下秩序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系于各国之均势,而有明确的道德内涵,此即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下秩序以仁作为其核心价值,仁政由内推及于外,就是天下秩序,天下秩序是仁政之世界版。

另一方面,天下秩序又不同于一神教普世秩序。因为,天不是唯一真神。敬天的中国没有建立建制化教会,没有什么神启的真理,没有传教的冲动。《礼记·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天下秩序形成于他者之自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来”者是自愿的、自主的。重要的就是悦和来。基辛格也注意道这一点:“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传教式社会。它要的是别国的尊敬,不是皈依。”(《世界秩序》,第280页)

准此,中国人向来反对单纯依靠武力维护秩序,《国语·周语》:“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基辛格说:“中国并不刻意输出它的政治秩序,而是愿者上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扩张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潜移默化。”(《世界秩序》,第280页)

面对他者,中国圣贤主张,反身求诸己,如子曰:“故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修自己之文德,而不使用武力。确实,对于维护天下秩序,中国人承担着特殊责任。但是,敬天的中国人不认为自己可用暴力强迫他人。

从根本上说,天承认人人自主、自立,故人际关系、国家间、文明间的关系,应当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周易》乾卦《彖辞》),天下秩序之基本机理是和而不同。

由此,天下秩序必定是有限的,几乎不可能遍覆所有人,这与一神教普世秩序完全不同。天下秩序必定呈现为一个开放的、历史的生成过程,由亲及疏,由近及远,这里的远近不是地理的,而是政治的、文化的。由近及远形成三重天下秩序:

首先是作为天下的中国。至少过去四千多年来,中国不断成长,其基本机制是远人变为近人,形成作为天下的中国文明共同体。

其次是作为天下的东亚,中国通过朝贡等方式,与周边族群建立关系,形成和维护东亚秩序。

最后是更广泛的天下:中国也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这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世界岛的天下,东太平洋-印度洋天下。通过这两条通路,中国人知道在遥远的外部世界有王者、有神灵、有圣人,他们甚至也相当发达,但中国基本上满足于与其互惠性的贸易、文化交流。

因此可见,三个同心圆的天下秩序始终是和而不同的。中国不是通过殖民征服的方式建立的,而是不同的族群持续卷入,内部就是和而不同;东亚同样是和而不同的;世界岛和东太平洋-印度洋天下秩序也是和而不同的。

这样,从世界范围看,天下秩序是多中心的。不是中国自居于中心,由此中心统治世界。相反,中国是形成若干文化、政治、经济的国家组合,相互协调。

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天下秩序

中国人向来就在天下秩序中,只不过,它始终是一种历史过程。在历史上,远、近是动态变化的。中国有时会扩展到广泛的地域,有时又会缩小。历史上,天下秩序与一神教普世秩序有所接触,但尚无正面碰撞,相安无事。

过去两百年,天下秩序与一神教普世秩序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面碰撞。列强入侵。东太平洋-印度洋秩序崩解,东亚天下秩序崩解,中国自身半殖民地化,被迫放弃天下观念,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此即所谓从天下到国家。

而同时,基督教及其世俗版本——普世价值,也带来普世秩序想象。两者搭配,中国与西方形成落后与先进、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中国随时成为一神教普世秩序的构成部分,此即“历史终结论”。

不过,基辛格也注意到:“亚洲的构成天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它现有的秩序机制取决于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追求,而不是力量均势体系。”他又说:“在亚洲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中,中国所持有的观念最为长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张最远。”(《世界秩序》,第276页)。

中国未被征服,中国即便进入世界体系,也始终凭借自己的规模保持了文明的独立。事实上,即便作为民族国家,中国的天下观念也时时浮现,以某种带有时代印记的话语,比如毛泽东的国际主义。

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自觉

回顾晚近以来的历史可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面临诸多冲击,比如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冲击;冷战结束之后,普适价值的冲击,人权与主权之辨,以及美国的价值战争。由此导致欧美政治的宗教化,而同时,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也陷入停顿。也即,两大一神教的紧张、冲突,日益严重。一神教普世秩序蓝图之争,可能愈演愈烈。基辛格说:“在地缘政治世界中,西方一手建立并声称全球适用的秩序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世界秩序》,第477页)

环顾今日世界,只有中国有可能给面临困境的世界提供另一种世界秩序蓝图,那就是天下秩序,一带一路建设已接续了另一种世界秩序,那就是天下秩序。此处用的是“接续”一词。连续是中国文明的突出特征,今天中国之所为乃是中国历史之新展开。一带一路方案之提出,本身就是文明自我连续而催生之政治决断。

但是,这一战略的提出其实是不自觉的,也因此,研究者、实践者似乎处在话语匮乏的状态,说不清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也无法让其具有道德感召力。要说清一带一路,建设好一带一路,就需要文化自觉,需要观念自觉,需要理论自觉。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价值根基是什么?仁与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者相反相成,一神教只有第一条,而没有第二条,博爱而无节制,必定求“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有第二条而没有第一条,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均势。一带一路则体系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其价值根基是仁。仁就是中国人可以贡献给人类的普适价值,但与基于一神教的普世价值不同,它更多地是程序性的,知道尊重他人而自我节制,追求和而不同。我们必须清楚地阐述这一点,这就是天下秩序的道德感召力之所在。

同时要清楚,一带一路不只是经济贸易,还有文教。必须把握中国文教之基本特征,并清楚认识到文教相对于一神教所具有的卓越品质。中国人经常说“文化”,其实就是文教。文教不需要建立传教组织,相反,最重要的是,自修己之文德,则他人自会学习、模仿,我们则为其学习创造条件。文教体现在儒家经典中,体现在各种各样的习俗中,因此,应创造各种条件,让“来”者学习、理解中国经典。

从理论上则应阐明,天下秩序不同于普世秩序之根本特征:多中心。一带一路隐含的天下秩序,不是以中国为中心建立全球秩序,相反,天下秩序注定是多中心的。

中国人对于人类确实承担着特殊责任,可谓“天命”,此即通过自修文德,助推和而不同的天下秩序。首先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对此有价值上、知识上的自觉。

原标题:从天下秩序角度看一带一路战略

来源:儒家网